1949年冬，香港一间并不宽敞的寓所里，包惠僧反复翻看一封电报，迟迟没有落笔。大陆已经易帜，许多旧日相识有了新的去处，可他却不敢轻易踏出这一步。原因很简单：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，也曾在革命道路上半途离开。 包惠僧不是一个普通的旁观者。 1921年7月，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。会议代表人数不多，包惠僧因故参加了后期会议，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。散会后，他先后在上海、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，与毛泽东、董必武等人有过密切交往。 1922年，毛泽东因湖南军阀通缉，暂居武昌。包惠僧得知后，把他接到自己的住处。二十多天里，两人谈革命、谈时局，也谈各自对中国前途的看法。那段相处时间不长，却为日后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包惠僧后来进入北京，在李大钊帮助下到北洋政府交通部任职。“二七”惨案发生后，他受到通缉，只得返回武汉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他奉组织安排，以共产党员身份进入国民党系统工作，曾参与黄埔军校和武汉方面的政治、军事事务。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，是1927年的局势。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，上海、武汉相继陷入白色恐怖。许多熟悉的同志被捕，革命力量遭受重创。包惠僧带病赴南昌，准备参与南昌起义后的工作部署，但因病重未能随部队南下。返回湖北、转赴上海后，他的意志逐渐动摇。 那时的包惠僧，既有对革命前途的疑虑，也有对严酷环境的恐惧。组织派人联系他，他一再推辞，后来脱离共产党，转而投靠国民党湖北省政府。这个决定，成为他一生无法绕开的岔路。 有意思的是，国民党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自己人。 蒋介石曾任命他为三军总司令部参议，并在报纸上称其“弃暗投明”。包惠僧后来还担任军委会秘书、内政部参事和人口局长，参与筹备全国人口普查，做过不少具体工作。然而，职位看似不低，实权并不多。由于他的出身，国民党内部始终对他存有戒心。 抗战胜利后，这种处境更加明显。到1948年，国民党政权日趋动荡，包惠僧已经看清，自己无论留在南京还是前往台湾，都很难摆脱被防备的处境。他辞去内政部职务，虽然办好了去台湾的证件，却没有成行，而是带着家人经香港到了澳门。 生活一下子跌入低谷。 遣散费用并不宽裕，旧日关系也大多中断。包惠僧想写回忆录，却始终难以平静。大陆解放的消息不断传来，他的心情也随之变化。那不是简单的政治判断，更像是一个长期背离旧友的人，终于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的过去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给毛泽东写信，同时致电周恩来、董必武，表达祝贺，也说明自己的悔意。周恩来收到消息后，把毛泽东同意他回来的意见传达过去。 包惠僧很快筹措路费，登上前往天津的海轮。抵达北方后，董必武请他吃饭，谈起往事时半是提醒，半是玩笑地说：“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，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。” 这句话不重，却让包惠僧无从回避。 不久，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他们夫妇。宴会结束后，周恩来单独留下包惠僧，问起这些年的经历。多年压在心里的惭愧、犹疑和孤独，终于有了倾诉的出口。 周恩来对他说：“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，要对党有个交代。” 这句话的分量，正在于没有回避功劳，也没有抹去错误。包惠僧随后写下长篇材料，详细说明自己脱党的经过和在国民党系统中的经历。组织经过审查，认为材料基本符合事实，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。 此后，他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。年近六旬重新过集体生活，起初并不轻松。尤其面对批评时，他常把批评理解为追究旧账，心里难免抵触。一次因心脏病休学，校领导和同学前来照料，其中也有曾经批评过他的人，他才逐渐明白，那些意见并非为了羞辱，而是希望他真正完成转变。 毕业后，包惠僧进入内务部工作。1953年，党史资料室请他回忆中共一大有关情况，他用一个多月写出两篇长篇材料。后来，他又撰写“二七”大罢工回忆，使用“梧桐老人”为笔名，留下了不少早期革命史料。 这些文字并不华丽，却有亲历者的细节：会议如何筹备，同志如何往来，革命者在险境中怎样作出选择。对于一段充满争议的历史，这类记录尤其珍贵。 1979年7月，包惠僧在北京病逝，终年85岁。身后的是非，组织在悼词中作出明确结论。他曾经走过弯路，也曾用余生不断说明那段经历。对这位中共一大代表而言，真正难以完成的工作，不是重新获得职位，而是重新取得面对历史的资格。 特别